地铁英雄救助晕倒老人，遭其儿子和众人围堵

出站的玻璃门刚推开，我的肩膀突遭一重手桩。那不速之客的手感湿热，混合着汗水和烟味。我转过头，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，面色阴沉，眼睛发红，似乎连夜未眠。他身后环绕着八个人，形象各异，有的身着饭店围裙，有的骑着电动车的头盔，还有两位年长者一前一后堵住了出口。男子紧盯着我，冷冷地问：“刚才在地铁上，是你碰了我父亲？”我有些愣住了，手里还紧握着老人的拐杖，拐杖头上缠着黑胶布，正是刚才他摔倒时落在车门边的，尚未交给站务员。“如果你说的是那位穿蓝衣的老爷爷，”我深吸一口气说道，“是我帮了他。”

他冷笑一声，手依旧没有放松，“我父亲现在胸口疼得无法说话，你叫这叫救？”身后一个戴头盔的年轻人推着上前，激动地说道：“哥，别让他走。人都送急救室了，他想拍拍屁股就跑？”我打量四周，目击者们纷纷避开，却没有人停下来问一句。这是上海地铁九号线的肇嘉浜路站，晚上九点多，外面才下过雨，路面湿滑。我名叫周闻，三十四岁，平日在上海从事消防维保工作。

那天我刚从七宝的一家商场出来，身上还沾着尘土，包里装着钳子、测温枪以及一张两个月未换的新工牌。原先我打算回普陀的出租屋，路上脑海里盘算着煮碗面，给女儿打个视频电话。女儿与前妻住在杭州，每周三和周六晚上，我可以和她通话十分钟。而那天刚好是周三。如果不是那位老爷爷，我应该在九点半到家，洗漱完毕坐在桌前等着她叫我“爸爸”。

不久前，从嘉善路出发的地铁上，那位老爷爷就在我面前突然晕倒。车厢里其实不算拥挤，外面细雨绵绵，大家手中都提着伞，空气弥漫着潮湿的布料味与外卖的气息。老爷爷坐在靠门侧的长椅上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裤脚卷起，光着脚的黑布鞋显示出他的朴实。他旁边放着一只灰色布袋，袋口露出一盒桂花条头糕。我注意到他吃东西的急促，先是小口咬了一下，却似乎舍不得吞，目光始终盯着窗外。接着，他又大口咬下，脸上显出紧张，喉结上下动，却突然停住，开始剧烈咳嗽，开始时还有声响，后来却变得无声。他双手抓着喉咙，试图触碰布袋，脸色由红变紫。旁边一个年轻姑娘慌张起身，伞掉落一地。“他怎么了？是不是心脏病？”更有人焦急呼喊。

我站起身时，腿有些发软。作为消防维保人员，每年都要接受急救培训，心肺复苏、AED、海姆立克等我都能做。但面对一个真实的生命，尤其是面前这位脸色发紫、目光炯炯、似乎在祈求又似乎无望的老人，突然让我感到无比紧张。我挤上前去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大爷，能咳出来吗？能说话吗？”他张着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那一瞬间我想起培训老师的话：“不能咳，不能说话，双手抓喉，先判断气道梗阻。” “别喂水！大家往后退！”我大声喊出，自己也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。有的人下意识地后退，有的人掏出手机拍摄，另一些人却按响了车厢内的紧急通话按钮。

我从后方把他抱住，拳头抵住他的肚脐上方，另一只手包住拳头向上冲击。第一次没效果，第二次他身体猛向前弯曲。第三次时，我听见他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动，众人屏息，下一秒一块糯米糕混着口水掉落在地。老爷爷整个人似乎失去力气，向下滑去，我一只手托住他，另一只手扶住旁边的栏杆，几乎要跌倒。一个穿校服的男孩见状终于伸手帮助我扶住了他。“大爷，能呼吸了吗？”他吸了一口气，声音像是老旧的风箱。我将他侧身，担心他再呛住。车厢广播响起：“下一站，肇嘉浜路。”有人跟司机说话，另有人呼唤站务员。我蹲下，依然抱着大爷的肩，可以感受到他浑身的颤抖。他眼神略微睁开，看了我一眼，薄唇微微动了一下。我凑近聆听，他小声说：“别……别让建军知道。”此时我还不明白建军是谁。

车门打开，站务员和两名乘客协力将老人抬下车。站台迎面而来的风让我意识到背部已经湿透。“刚才是谁进行急救的？”年轻的站务员问。我举手说道：“我，他被糯米糕噎住了，已吐出一块，但还是得去医院。”站务员立刻用对讲机呼叫支援，询问我：“您能否先留一下？救护车已叫了，需要联系家属。”我点头答应。那一刻，我尚未感知事情的复杂，只觉得既然施了手，就必须继续努力。老爷爷坐在站台的折叠椅上，呼吸缓慢，衬衫前面扣子已经被我拉开两颗，腹部肌肤红肿。他不停用手按压着肋骨，面部皱纹紧紧交错。我从他的布袋里摸出手机，想联系家属。在手机套中，我找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许根生，72岁，轻度认知障碍，吞咽功能差，勿食糯米。紧急联系人：儿子许建军。”底下是一串电话号码。我拨打过去，电话接通的瞬间，对面便急声询问：“爸？你在哪儿？”我回答：“您好，我不是您父亲，我在肇嘉浜路地铁站，他刚才在车上被食物噎住，现在醒了，但需要送医院。”电话那边一陣沉默，紧接着男人的声音变得急促而生硬：“你是谁？他怎么会在地铁上？快把电话给他！”我把手机递给老爷爷，他握着手机，眼神稍稍躲避，声音弱得几乎听不见：“建军，我……”